2013年3月22日
惡匪也有行善時
年前讀著名軍閥馮玉祥自傳《我的生活》（北方文藝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手不釋卷。姑勿論其內容是否可靠，其描述之生動、故事之曲折離奇，對軍閥歷史有興趣的朋友不可不讀。
書中提到自民國成立後，馮玉祥參與剿滅起源於河南一帶的「白狼起義」。白朗是當時的綠林悍匪，靠四處流竄半打半搶跟政府對抗。一般說法是，白狼是白朗這名字以訛傳訛得來的，但唐德剛於《袁氏當國》（遠流出版社，2002年）亦指出，白狼可能是來自「八郎」（楊家將有七郎，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）。無論白狼或白朗，事實是馮玉祥因為剿滅白狼有功，得到當地村民所擁戴。
固匪重民生 流匪愛私利
白狼是悍匪，馮玉祥是軍閥，本質上分別不大。悍匪間中打家劫舍，軍閥也要靠苛捐重稅支持，好不了多少。為何村民會如此擁戴馮玉祥，卻聞白狼而色變？
提出這有趣問題的學者不是史家，也不是政治學者，而是經濟學家奧遜（Mancur Olson，1932-1998，其名讀音如man-sa）。奧遜在政治經濟學上曾作出十分重要的貢獻，成名作是1965年的《集體行動的邏輯》（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）。今天我要介紹的不是奧遜這本成名作，而是其晚年的理論【註】。話說奧遜讀到一本有關馮玉祥的英文傳記，看到剿滅白狼一事，心生疑惑，不明白為何村民對兩種惡霸的觀感有如此大的分別。
為何村民對兩種惡霸的觀感有重大分別？受馮玉祥剿滅白狼一事得到啓發，奧遜的晚年都為解答問題用功。為解答問題，奧遜提出了兩個概念，一為「固匪」（stationary bandit），另一為「流匪」（roving bandit）。固匪者，就如剛才提到的馮玉祥，獨霸一方，有權力向村民徵稅，亦有動機去趕走入侵者；流匪者，就如剛才提到的白狼，間或以暴力到處向村民搶資源，搶掠過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，留待下次有需要時再來搶掠。兩者向村民搶掠資源的本質一樣，但前者佔着一固定的地盤作為搶掠的對象，後者卻是流竄式的四處搶掠。
奧遜假設兩種惡霸行事的出發點都是為了私利，但兩者的掠奪行為卻有重大分別。流匪的掠奪像蝗蟲一樣，所到之處均被搶掠一空；被搶掠的村落或許會恢復過來，但村民由於擔憂不知流匪何時再來光顧，因此村民不會作太過長遠的投資，以免下次再給一把火燒掉。流匪關心的只是村落有沒有東西可搶，懶理村落的發展如何。
「包容利益」行為變愛民
相反，同樣自私的固匪考慮的就不一樣了。面對手無寸鐵的村民，固匪大可把村民的所有搶個乾淨，抽百分之一百的稅。不過，固匪這樣做沒有好處：若見東西就搶，村民只會消極對抗，盡量減少生產，整條村落只會落得一窮二白，固匪也就抽無可抽，和村民一同捱窮。
固匪為了私利，不會抽百分之一百的稅，而是降低稅率，以鼓勵生產及投資。例如，把苛捐重稅由百分之九十五降至九十，村民所享用到的增加了一倍，村民會因此增加生產和交易，固匪收到的稅項要比在高稅率時多。此外，固匪更有動機自掏腰包，給村落進行基建投資，修一下橋、建一下路，以令村民多加努力，固匪的收入就更為可觀。還有，保障村民的安全，抵抗外來的侵襲，也成了這位自私的固匪的份內事。
固匪的所作所為全由私心而起，但其私心卻引導出勤政愛民的行為，奧遜稱之為「包容利益」（encompassing interest）。由私心而起，希望別人好令自己也好，把別人的福祉都考慮進去，是為包容也。流匪對村民沒有包容利益，行為於是不一樣。
除了馮玉祥，奧遜亦以罪犯作例子，解釋流匪和固匪的分別。小偷在某城市行動，打家劫舍當然是搶得就搶，不會留下餘地。相反，若果小偷成了某城市的黑社會頭子，就不會搶得就搶了：收取有限的保護費，保障市民免受其他惡勢力侵擾，好讓市民安心做生意，百業興旺，這位黑社會頭子的收入將更可觀。同一個自私的惡霸，在不同的局限下其行為亦隨之而截然不同。
註：奧遜有關此問題的著作甚多，比較淺白的是其死後出版的《權力與繁榮》（Power and Prosperity）（由Basic Books於2000年發行）。
作者為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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