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2年10月24日 星期三

文學不能救苦救難 占飛 《信報》2012年10月25日


2012年10月25日

文學不能救苦救難

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,見於他1926年的一篇短文《藤野先生》。魯迅1904至06年以「清國留學生」的身份在日本讀醫。一次,放映日俄戰爭的紀錄片,出現中國人圍觀國人遭槍斃的鏡頭。講堂裏的一群清國留學生竟拍掌歡呼,「不酒醉似的喝采萬歲」,令魯迅深感悲哀,並認為國人精神上、性格生了病,必須醫治。
魯迅想到要以文學醫治國民的「劣根性」。他在《吶喊.自序》中說:「我們的第一要着,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,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,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,於是提倡文藝運動了。」五四時代,不少文學家都跟魯迅「英雄所見略同」,帶來了往後幾十年中國的「文藝復興」。
劣根性依然
只可惜,魯迅「壯志未酬」:到今天中國大國崛起,軍力足以外抗強權,經濟實力傲視全球,內地人的種種行徑,證明仍有不少「國民劣根性」依然故我。以為文學可以改變人的精神面貌及道德品質,只是個美麗的誤會。反之,香港雖然一直是「文化沙漠」,文學備受輕視,但由1970年代至回歸,短短三十年間,港人的公民道德水準、香港公民社會對理性及公平的堅持,已達發達國家的「現代性」 (modernity)水平,可見文學的社會作用實在十分有限。
弊在五四時代對文學的高捧,仍然影響不少中國文學家及文學愛好者──占飛稱之為「文學原教旨主義者」。他們認為,文學是另一種救苦救難的力量,文學可以幫助讀者看清生命的真相,認識生命的意義,提升個人的生命力。也許,有人讀蘇福克里斯(Sophocles)的《伊底柏斯王》,看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、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、曹雪芹的《紅樓夢》等,真的認識生命的意義,提升了生命力;但恐怕這只是罕有的例外,不是常規。至少占飛就是例外。
無疑,文學作品裏有智慧的雋語,有人生體驗的結晶,可以激勵鬥志、可以感動人心……但智慧不是「思想」。人生體驗更不是普遍的(universal),而是「特殊的」(particular)。正因張愛玲童年坎坷,愛情失敗,她筆下才處處透露「人性及愛情的醜惡」;然而,這並不表示愛情的「真相」和「意義」就是她作品描寫的那樣。
靈魂工程師
青少年要認識愛情,占飛寧願推薦他們讀弗洛姆(Erich Fromm)的「相愛的藝術」(The Art of Loving),而不是那些所謂「偉大」的愛情小說。愛情小說,最好戀愛過、失戀過才去看,不然,讀者極有可能誤以為只有愛情小說的「浪漫」才是真正的愛情!若要進一步從「思想性」的角度分析愛情,可以參看社會學家紀登思(Anthony Giddens)討論「滙流愛」(confluent love)的《親密關係的轉變:現代社會的性、愛、慾》(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)。
文學能令人感動,但感動過後,會不會洗心革面,並沒有保證。占飛犬儒的(cynical)認為,一千個人中都不知有沒有一個人會。真正能改變個人的理想、行為、跟他人的關係的是思想家或宗教。要救苦救難,請去找觀世音,宗教才是贖世的。把文學放在聖壇上,要文學做到宗教的功能,未免叫文學太沉重,而且不是文學能勝任的。那只是「文學原教旨主義者」沉醉於「自以為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」的幻夢中,夜郎自大而已!

2012年10月25日

卑劣文人影響大

「文學原教旨主義者」既然推崇文學,自然認為真正的文學家應該是具備超卓人生智慧的智者,偉大的作家就是思想家。可惜,用這個標準去量度真正的文學家,古往今來,恐怕偉大的文學家十隻手指已數完。小說家而又是思想家的少之又少,占飛孤陋寡聞,只數得出兩個:歌德及沙特(Sartre),連蘇福克里斯都不是。
整個西方文學的殿堂作品:荷馬史詩《伊利亞德》,是為文盲的平民而作的,並無深刻地刻畫個人性格,占飛也沒聽過有評論家說荷馬是思想家。再說,以諾貝爾文學獎為標準,兩名獲獎的華人作家:高行健及莫言,他們的作品不能說不是文學吧,但他們作品的「思想性」有什麼深奧的地方呢?
相反,道德品格卑劣的作家有時比「具備超卓人生智慧的智者」對後世影響更重大。薩德侯爵(Marquis de Sade)便是最佳例子。弗洛伊德借用他的著作創作「虐待狂」(Sadism)這個字,命名這類精神病。超現實主義者當他是超現實主義的先鋒。
一事無成
薩德侯爵寫的百分百是色情作品,而且是潮語所謂「重口味」的色情;但今時今日,他的《茱絲汀》(Justine)和《茱麗葉》(Juliette)已被西方肯定為「文學」,在不少大學的文學系教授。最有趣的是,薩德長篇累牘、繪聲繪影地描寫虐待女性的情節,偏偏一些女評論家如Angela Carter稱他為「道德的色情文學家」。婦解先鋒狄寶娃(Simone de Beauvoir)還在《我們應燒掉薩德嗎?》(Must we burn Sade?)一文中指出:薩德寫作技巧低劣,作品主題——把虐待女人肉體看作是絕對自由及對社會和政治偽善的批判——亦道德上錯誤,但薩德侯爵「以最極端的手法把他者的問題呈現出來」(the problem of the Other in its most extreme terms),所以不應查禁薩德的作品。
占飛認為:文學家毋須有智慧有思想,亦不必追求作品提升什麼靈魂的高度,只要能提出「有意義」的問題,刻畫出「真摯的」(authentic)人生體驗,已可。文學家應該學學中國最偉大的作家曹雪芹。在《紅樓夢》第一回,他自認「風塵碌碌,一事無成」,「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……其行止見識,皆出於我之上」,為免她們湮沒無聞,才寫下不朽巨著。老曹這「謙謙君子,卑以自牧也」(《周易》謙卦)的風度,時下的文學家可否學學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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